繁榮與停滯：復盤日本經濟的發展與啟示 天天快消息

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及隨后“失落的二十年”，是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事件之一，也是各國經濟學者研究的熱點領域。中國和日本作為毗鄰的亞洲經濟大國，在經濟發展路徑和模式上具有諸多相似之處，而這一段歷史經驗正可以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他山之石”乃至“前車之鑒”。

【資料圖】

東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兼職教授伊藤隆敏、東京大學大學院經濟學教授星岳雄在《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展和轉型》一書中指出，日本經濟從二戰后至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發展與轉型歷程，特別是通過高速增長實現起飛和趕超，應對經濟崛起之后的貿易沖突、增速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泡沫經濟的產生、破滅與“失去的20年”，以及之后的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有助于我們了解日本從貧困走向富裕的整個發展歷程，并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在書評《繁榮與停滯：復盤日本經濟的發展與啟示》一文中對日本從增長奇跡到經濟停滯的根源進行剖析，并從日本處理貿易沖突、制定和利用產業政策及日本經濟轉型期的經驗教訓中獲得啟發，為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提供參考。

為什么亞洲最早實現工業化的是日本？

我們一般把明治維新視為日本走向現代化道路的起點。明治維新之前是德川幕府時代，德川幕府時代后期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佩里率領的黑色艦隊來到日本，要求日本開放貿易。在經歷了一番抗爭之后，日本妥協，德川幕府時代結束，明治維新開始。

日本看到了西方的強大力量，積極向西方學習，引入英國的議會制度，同時也引入了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很多改革，包括廢除之前的身份等級制度。日本也有士農工商，但其中的“士”不是士大夫的“士”，而是武士的“士”，其他農工商的內涵與中國類似。廢除身份等級制度后，日本的勞動力市場流動更加靈活。同時，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廣泛推行義務教育，對改善其人力資本起到了很大的幫助。日本政府大力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產業成長奠定了基礎。日本政府還特別重視通過產業政策來引進和傳播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日本還在明治維新后推行土地稅改革等。

總而言之，日本是比較徹底地學習西方，不只是技術層面，也學習經濟制度層面、社會治理層面，放棄了很多原有的傳統，通過這種途徑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從增長奇跡到經濟停滯的背后根源

日本失去的20年，表現不只是經濟下行，同時還伴隨著持續的通貨緊縮。在簡單的供求曲線中，經濟下行的同時伴隨著嚴重通縮，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在需求面。供給面當然也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針對這種宏觀指標的組合，更有力的解釋應該是在需求面。歐美主流經濟學家也是把失去的20年的原因主要歸結為需求不足，比如伯南克、克魯格曼等等。那么，這個觀點對不對？

《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展和轉型》一書給出了答案。該書作者是非常著名的兩位日本學者，有著非常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與學術背景。本書有著強有力的統計數據支撐，可以看出在2012年之后，“失去的20年”結束了。安倍政府在采取了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支持需求擴張之后，日本經濟有明顯的恢復，迎來了日本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長的一輪經濟景氣周期，給失去的20年畫上了句號。靠著需求政策，刺激需求，走出了“失去的20年”。所以，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從主流觀點上，包括事后回過頭來看日本是如何破局的，都是通過需求的辦法幫助日本走出了“失去的20年”。如果將其歸類于供給問題，當然無法通過一個需求方案幫助日本走出失去的“20”年。

我也比較認同日本“失去的20年”最主要還是需求問題，需求不足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學術界很有代表性的觀點是資產負債表衰退，即愿意儲蓄，不愿意投資和消費。這與需求不足其實是一種鏡像關系。

除此之外，還要注意到“失去的20年”，它在不同階段的表現是不一樣的。這20年不是一個故事，這里面有好幾段故事。比如在1992—1997年間，從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整個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跌，這對日本經濟的沖擊力非常大。這段衰退更多的可以把它理解為“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衰退。

到了1997—2002年又是另外一個階段。其實在96、97年的時候，日本經濟有了一定的恢復。但是緊接著日本加征了消費稅，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日本爆發了銀行業危機，大量的金融機構破產，影響到全社會的信貸，從而影響到全社會的購買力，需求不足的問題重現，而且進一步加重。其實，1997—2002年的經濟下行嚴重程度要比之前1992—1997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更嚴重。

在2003—2007年這段時間，即小泉純一郎任職期間，經濟有一定的恢復，但沒過多久，就發生了2008年次貸危機，接下來又是一輪很大的下行。

日本學者事后也在反思。每當經濟有一點復蘇，財政政策或者貨幣政策總要收緊一下，結果恢復的進程還沒立穩，日本經濟就再次下行，導致財政又不得不進一步擴大支撐力度。

在1992年經濟進入衰退，到1997年經濟剛剛有起色，就開始上調消費稅，一下把經濟的上升勢頭又按下去了。再疊加東南亞金融危機、銀行業危機，又給經濟帶來新的壓力。貨幣政策也是一樣的。2000年，經濟還沒有完全從銀行業危機中走出來時，日本政府取消了零利率。很多從事宏觀經濟研究的學者就會在政策層面上著重批評兩點：一是經濟遇到困難的時候，刺激政策的力度不夠；二是經濟還沒有充分恢復就開始緊縮。除宏觀政策之外，監管政策也值得反思。在經歷了這么久、這么多的討論批評后，可以看到安倍政府非常堅決，使用了非常極端的貨幣政策，事后來看也確實見效了。

日本處理貿易沖突的經驗教訓及啟發

“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衰退在日本是一種非常小眾的觀點，從發生的時間上來看也對不上。在《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展和轉型》一書的兩位作者看來，不應該把“廣場協議”與日本經濟衰退聯系到一起， “廣場協議”之后的“盧浮宮協議”與日本經濟的泡沫的放大有一定的關系。“盧浮宮協議”使得日本選擇了更低的利率，刺激了泡沫放大。

日美之間的主要沖突不是在貨幣金融領域，而是在貿易領域、產業政策領域。這里面有幾點現在可以為我們所借鑒：

首先，當經濟發育到一定程度之后，在某些領域里面和國際市場，特別是和美國有競爭關系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當美國要求開放市場、做出改變時，它有些要求不合理，卻不是百害而無一利的。有些外部壓力推動了日本國內很多領域的改革，如貿易領域、產業領域、金融領域。就像中國當初加入WTO一樣，它其實是幫助我們推動了國內的市場化改革，對經濟成長是有幫助的。有一些數量限制類政策對日本產業發展非常不利。

再次，日美沖突主要是在貿易和產業領域，并沒有太多的外延，沒有過度擴大化，也沒有過度政治化。

從日本在應對這些來自美國的壓力中，也能獲取一定的經驗教訓。比如，有些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曾經超過美國，到了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半導體產業在一定程度上被韓國、中國臺灣趕超。這多少跟美日在半導體領域的貿易爭端有關。在應對貿易爭端的時候，日本采取了很多數量型而不是價格型的政策。這些數量型的政策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產量擴張和投資擴張，包括企業創新的打擊非常大。

最后，不要因為國際壓力就綁架國內的政策，國內的政策目標應該是優先的。日本為了簽訂“盧浮宮協議”而采取低利率，不在乎國內的資產價格上漲、經濟過熱，這是犧牲了利率去保匯率。事后來看這樣做的代價是非常大的。

如何制定和利用產業政策

我們從日本能夠學習的地方其實還有很多。綜觀這段歷史，我們至少能發現以下三個事實：

第一個事實：二戰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快速趕超國家，都采取了產業政策，尤其是在經濟趕超的初期階段。產業政策又有多種類型，這里指的不是為了度過蕭條期的產業政策，也不是基礎設施建設類的產業政策，而是幫助某些產業發展壯大的政策。

第二個事實：從這些國家采取產業政策的過程中，能夠發現很多產業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甚至可以說是失敗的，這其中的案例非常多。

第三個事實：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無論是日本還是前面列舉的歐洲國家，都在退出產業政策，不再明確大力扶持某些產業的發展，更多強調促進市場競爭的政策。

為什么會同時出現這幾個事實？這可能跟發展階段有關。當經濟處在趕超的初期階段，資本非常短缺時，這個時候無論日本還是歐洲國家的產業政策更多的是一種信貸資源的配置，即在政府的調整下把更多的信貸資源配置給工業部門、制造業部門，基礎設施建設部門。比如，日本當時就非常強調將外匯儲備用在進口機械設備上，從而發展工業。在一個儲蓄不足、資本短缺，特別是外匯短缺的階段，政府用“有形的手”把資源優先配置給增長潛力更大、技術進步空間更大的工業部門。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資本和外匯儲備不再短缺，這個時候政府再去進行這種信貸資源的配置就意義不大了。

隨著經濟復雜程度和產業復雜程度的提高，成功的產業政策會越來越難制定。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特別是當資本不再短缺、外匯儲備不再短缺、經濟復雜程度不斷提升時，產業政策的效果就會比之前退化很多，成功的概率也會下降很多。這就需要重新調整產業政策，讓市場去發揮更多的力量，減少政府在產業層面的一些干預，可能效果會更好。

日本經濟轉型期的一些關鍵教訓

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在全球宏觀經濟政策討論的領域里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是增長停滯，很多人就會講到日本“失去的20年”。背后的根本性原因就是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非常低，私人部門的投資相對于儲蓄來講是過低的。如果投資不能充分消化儲蓄，接下來就會面臨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經濟不能維持在潛在的產出水平上。

打個比方，讓你的意愿儲蓄和計劃投資重新回歸平衡的真實利率可能是-3%到-5%，這就意味著你需要大量的補貼投資，才能讓投資充分消化儲蓄。這是理想中的狀態，現實中無法實現。現實中只能把真實利率降到-1%，達不到-3%或-5%的水平，這個時候儲蓄和投資是有缺口的，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經濟不能充分恢復到潛在產出水平，這是增長停滯研究層面上的定義。

不只是日本，次貸危機后，這個問題在發達國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中國今天也存在這樣的問題。疫情之后，我們的居民儲蓄大幅攀升，而私人部門的投資意愿大幅下降，這個時候讓市場出清的真實利率應該大幅下降，但現實中并沒有。我們的政策利率調整很有限，政策利率的下行幅度小于通脹的下行幅度，真實利率反而有點上升，這非常不利于儲蓄和投資之間的再平衡。

今天中國宏觀經濟恢復面臨最突出的問題是真實利率過高，高于讓儲蓄投資能夠重建平衡的中性真實利率，跟日本“失去的20年”和發達國家過去在金融危機之后面臨的問題一樣，至少在宏觀經濟學意義上是一樣的。

又該如何解決？

第一個最應該響應的是政策利率，把政策利率盡可能低下降，降到0也可以。如果由此帶來的真實利率下降還不夠，還不能充分激勵私人部門投資和消費支出怎么辦？這就需要財政政策，將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投資缺口資源充分利用起來。從實踐上看，用零利率或比較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基本上也能解決這個問題。美國和歐洲在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經濟上行，失業率下降，通脹緩慢攀升。日本安倍政府的“三支箭”最主要的就是極端的寬松貨幣政策，也發揮了不錯的效果。日本的這段經驗對我們今天很有啟示意義。

中國可能會長期面臨類似的問題，因為增長發展到一個階段，特別工業化水平達到了一定階段之后，需求不足、增長停滯可能會是一個經常面臨的挑戰。通過周期性政策、總量政策能夠緩解這一問題，還需要通過結構改革創造一個更好的投資環境。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并不沖突，有一個也總比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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