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了30場演唱會為何一票難求？“黃牛”成了主辦方眼中的“風險投資人”

7月31日，中午12點，TFBOYS十周年演唱會再次放票，結果毫無意外，又是“秒光”。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開售即秒空搶不到票”“票都在黃牛手上”“內場票價炒至五位數”，2023年過半，演唱會市場的火爆似乎仍沒有盡頭，數十組頭部藝人扎堆官宣演唱會的同時，觀眾對票務問題的不滿和吐槽也隨之而來。中國演出協會發布的針對一季度全國演出市場情況的數據顯示，2023年一季度，全國營業性演出（不含娛樂場所演出）場次較去年同比增長95.42%；演唱會、音樂節的售出票量超過110萬張，是票房收入最高的演出類型。

高漲的熱度使得今年演唱會市場的“黃牛票”問題尤為突出，連帶票價也水漲船高。近日，更是有網友直接向廣州有關部門反映演唱會實名制觀演問題，廣州公安表示高度關注“黃牛”“炒票”問題，會逐步推行誰購票誰觀看的措施。

回顧國內演出市場的發展，“黃牛票”現象少說已經存在了十幾年，為何一直難以遏制？今年一票難求的現象為何如此突出？水漲船高的票價背后到底存在著哪些推動因素？

“蹲了30場演唱會沒搶到一張票”

“連系統都進不去，談何搶到票”，多次參與薛之謙演唱會搶票的小雙向南都記者如是吐槽，她表示對國內的演唱會已經放棄，“還不如出國看，票價便宜也沒這么難搶。”作為經歷了“史上最難搶”五月天演唱會的天天則坦言，現在搶票都要“集體作戰”，采訪結束后她正準備去幫朋友搶張藝興演唱會的門票，“都是約好了幾個朋友幫著搶，我每次都搶不到，后續都是通過小紅書、閑魚或者微信轉票群蹲到票的。”

“搶過楊千嬅、劉若英、蔡依林、汪蘇瀧的票，成功率全部為0”，作為演唱會重度用戶的小慧表示，目前成功看上了包括五月天、楊千嬅和蔡依林的演唱會，音樂節也去了七八個，但無一例外都是買的“黃牛票”。“楊千嬅演唱會的票面價880元，我購入的價格是1150元。蔡依林演唱會票面價是380元，我買入的價格是550元，都是從‘摩天輪’上買的。”她表示，自己買到的“黃牛票”已經算是比較合理的溢價，身邊有朋友花了7000多元收了兩張周杰倫演唱會1300元席位的票。小慧表示，自己下半年還計劃去聽林俊杰和伍佰的演唱會，已經向票務代理付款預訂了預售票，“基本要在原價票上加價兩三百元，還可能預訂不到。”

另外，搶票搶得身心俱疲的葉子（化名）最后還是選擇向“黃牛票”屈服：“薛之謙的演唱會已經開了30場，我沒有搶到任何一場。”她告訴南都記者，薛之謙非強實名購票的場次可以在開場后買到黃牛手里的5折票，“但像上海場這種強實名的，門口可能只會徘徊一兩個黃牛，但大部分人不敢買。”

除了搶不到票，許多觀眾發現今年演唱會的票價普遍上漲，音樂節類的演出票價上漲幅度尤為明顯。“張學友1580元的票竟然坐到了三樓”，小雨不禁在微博上公開吐槽。“今年一線歌手的內場要2000多元，還買不到。”不過，也有人表示如果能以原價買到票，其實價格上漲幅度在可接受范圍內。

相較于演唱會，天天認為，今年各種音樂節的票價屬實有些貴了，“疫情前音樂節平均票價在288元-388元左右，但最近去的天津泡泡島音樂節，預售票480元，普通票580元，大家都在吐槽價格貴，而且歌手陣容也不像往年那么集中，更為分散。”

采訪中，受訪觀眾大多集中吐槽今年以演唱會為代表的現場演出類門票又貴又難搶，他們分外疑惑搶不到的門票到底流向了何處？愈發猖狂的黃牛“炒票”現象為何如此難杜絕？

頭部歌手演唱會購票成功率低于1%

“所有買賣行為的背后，本質都是供求關系的變化，今年演唱會市場的確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所以大家都覺得搶不到票”，深耕行業三十多年的知名演唱會操盤手、演唱會行業導師陳禹也切身感受到了今年演唱會市場的火爆，“以廣州體育館為例，下半年幾乎每個周六日都有演出，廣州三大戶外體育場的好日期幾乎全部訂滿，主辦方現在最頭痛的問題就是如何搶到合適的場地，我們業內估計今年光是廣州的中大型演唱會就有機會突破120場。”

陳禹表示，大家積壓了三年的觀演熱情集中釋放，許多原本并沒有計劃觀看演唱會的人群受社交媒體宣傳影響以及身邊朋友的帶動，也加入了搶票大軍中。但實際上，一個大型體育場館館內允許配置的座位上限也就是1萬個，戶外則是近3萬個，動輒幾十萬上百萬的人去搶票，自然得票率極低。

以南都記者此前報道過的TFBOYS十周年演唱會為例，大麥平臺顯示的初始售票時全場可售門票總數為33055張，開票之際預約人數已經超過500萬人，按此數據計算，購票得票率約為0.07%，有黃牛調侃這樣的得票率比考上本科的概率都低，自然呈現出來的輿論風向就是大部分人都搶不到票。

南都記者向曾負責演出場地的管理人員了解到，一場演唱會能放出多少座位，決定權既不在主辦方也不在售票平臺，對于本身不具備演出營運資質的體育場（館），演唱會行為屬于臨時聚會性質，這就需要當地公安機關在對觀演安全，安保可支配力量等因素做出評估的基礎上，決定可開放的座位數量。“之前TFBOYS的演唱會有很多粉絲質疑六萬人的場子為何只放出三萬多張門票，這不是平臺想開多少張票就開多少張，而是這數量已經是有關部門評估過的上限。”

“物以稀為貴”，演唱會門票區別于普通商品的主要特性之一就是具備強烈的時效性，在“求大于供”的市場環境下，門票價格被各路黃牛“炒高”，流通渠道更為復雜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市場表現。

曾在演唱會承辦公司就職過的小于（化名）告訴南都記者，演唱會主辦方掌握著最大的門票分配話語權，一般根據協議，主辦方作為門票售賣鏈條的開端，會將六至七成的門票給到如大麥、貓眼這類票務平臺，剩下的三到四成左右門票則可能分為工作票、贊助票以及主辦方自己預留的可售票或所謂的邀請函等，部分時候甚至有些場館也會分到一部分票。“黃牛票運作空間更多在這剩下的三到四成票上，但其實客觀來講，上述所有渠道都有機會與黃牛產生聯系，主要還是看黃牛自己本身的關系網能深入哪一個渠道拿票”，小于表示，現在不少“大黃牛”直接與明星的粉絲群體對接開啟預售模式來降低虧損風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粉絲們雖然不想購買黃牛票，卻也無意中助推了黃牛“炒票”。在這些銷售渠道之下，不同級別的黃牛還可能進行層層代銷和加價，延伸出來的黃牛銷路可想而知能有多錯綜復雜。

黃牛和主辦方處在同一條利益鏈？

以“邀請函”為例，在TFBOYS十周年演唱會門票售罄之后，不少黃牛表示手中有可出售的“邀請函”，可以避開強實名制的一系列驗證流程。不過，當時大麥隨即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該場演唱會沒有邀請函，呼吁大家不要相信黃牛。不過，還是有黃牛告訴南都記者，所謂的“邀請函”只是一個名稱，實際上就是一種電子門票，“TFBOYS的演唱會最后一定會有邀請函性質的票，其實就是類似內部票，主辦方放出來一些名額，然后高價出售，直接在后臺錄入好信息就行，到時候購票者拿身份證進去，不用人臉識別。”

另外，就票務問題，南都記者致電詢問了廣州近期集中舉辦演唱會的幾大主要場館，奧體中心的工作人員表示，他們只提供場地，不涉及票務售賣；大學城體育中心方面同樣表示只負責出租場地，不經手票務事項；寶能觀致文化中心表示不方便告知；天河體育中心則表示不清楚相關事項。

綜上可知，黃牛票的渠道來源可謂五花八門，當中還有不少難以監管的“散戶型”小黃牛在市場上推波助瀾，也就造成了今年演唱會市場火爆之余，黃牛“炒票”現象尤為猖狂。有黃牛表示，雖然要求退票的客戶也不少，但今年總體來看對黃牛票需求更加旺盛了。

在陳禹看來，黃牛“炒票”這么多年來都難以遏制，很大原因是演唱會本質上作為“商品”有一定的投資價值，“黃牛”會依據歌手的熱度酌情參與這個投資項目，參與方式就包括了向主辦方和各渠道“收票”，然后通過上下線的運作去獲得利潤。在此過程中，主辦方和黃牛恰好就處于同一條利益鏈上，主辦方眼里甚至沒有所謂的“黃牛”，更多是將他們視作票務代銷或是風險投資項目中的眾多小股東。

“一場演唱會，主辦方是最大的風險投資者，也是最大的風險承擔者，對于投資者來說，他們希望或者能盡早回款，或者利用多渠道去分散風險。正常流程下，很多主辦方是要到演唱會中途甚至是結束了才有回款入賬，黃牛等于是提前看好這個演唱會項目加價投資從主辦方手中買走一部分票，這就讓主辦方提前回收了一部分成本。另外，黃牛還會自發為演唱會做宣傳、造勢‘一票難求’的氛圍去促進票務銷售。對于投資方來說，黃牛就像一個個‘小股東’兼宣發和代銷人員，利益自然是聯系在一起的”，陳禹表示，只要沒有惡性破壞市場，主辦方不會去反對任何售票形式的存在。南都記者了解到，基于今年如此火爆的演出市場，不少“大黃牛”索性自己成了主辦方，掌握定價權和銷售渠道。

同時，陳禹還表示，目前演唱會行業的人才缺失問題也間接導致了演出市場的混亂。今年以來，文娛類消費需求旺盛，許多其他產業的熱錢開始涌向演唱會市場掘金，這就造成演唱會舉辦數量增多的同時籌備時間大大減少。“現在很多團隊準備半個月就開show，我們以前一場演唱會最少要籌備兩三個月。加上現在演出行業的從業人員又少，前期很重要的策劃、營銷人才空缺，因此主辦方很多時候就要依靠票務平臺、票務代理甚至是大家眼里的‘黃牛’去造勢。”

有黃牛也向南都記者提到了他們“炒票”的話術，她表示，很多演唱會營造出來“一票難求”的氛圍，其實也是為了配合主辦方促進門票銷售。“很多開好幾場的演唱會，首場是不會把全部票都放出來賣的，有點饑餓營銷的意味，所以大家就會覺得一開票就秒爆，這樣炒起來后搶到票的觀眾都覺得分外珍貴些，還會自發在社交平臺上傳播。”

“強實名制”是否奏效？

除了搶不到票，不少觀眾吐槽今年演唱會無論是原價票還是黃牛票都更貴了。南都記者此前詢問多位黃牛TFBOYS十周年演唱會的內場票價格，基本在1萬元以上，開票前更有黃牛放出內場前排票高達十幾二十萬元的口風。

有黃牛告訴南都記者，今年頭部歌手的演唱會門票價格基本不低，原因之一也與上述提到的門票銷售渠道復雜而分散有關。該黃牛表示：“主辦方除了將票給到票務平臺，剩下的就會給到各類渠道的票務團隊去銷售，主辦方一般是原價或加價賣給他們，但憋了三年今年基本都是加價賣，票務代理們在加價票的基礎上再二次、三次加價銷售，所以今年溢價的確比較狠。”

除了本身票價的浮動，南都記者了解到，今年演唱會的舉辦成本也水漲船高。“一場演唱會要成功舉辦，主辦方要接觸十幾二十個有關部門，還包括團隊的安保、住宿、吃食等費用支出，當地營運費用也不斷地增加。同一個歌手同一個場地的演唱會幾年前成本大概在700萬元左右，今年少說要900萬元才能完成。”陳禹告訴南都記者，演唱會門票價格的制定，是根據項目成本、市場接受能力、座位數等因素去定價，而當中成本與座位數影響更大。頭部歌手的票價會首先考慮最高票價的定位能否做到市場接受，本質依然是上述提到的供求關系。“以前肯定不會出現1580元的票坐到三樓的現象，但今年市場不但接受還能售罄，就說明這套定價及營銷策略是可行的。”

演出市場的黃牛“炒票”問題也逐漸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今年4月，文旅部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演出市場管理規范演出市場秩序的通知》提到，督促演出舉辦單位、演出票務經營單位面向市場公開銷售的營業性演出門票數量，不得低于核準觀眾數量的70%；要聯合屬地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依法打擊“黃牛”炒票、虛假宣傳等違法違規行為，切實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不久前，廣州市公安局更是公開回復，對演出行業“黃牛”炒票的情況高度關注，已在制定相關售票政策，逐步推行誰購票誰觀看的措施，規范演出行業秩序。

對此，一直處在輿論漩渦的售票平臺大麥回復南都記者稱，大麥對于平臺作為總票代的項目，事先會向主辦方確認項目在各渠道的總可售票量不低于核準觀眾數量的70%，并且嚴格要求和督促主辦方公示可售票量。同時，大麥對黃牛持“零容忍”態度，借助阿里風控引擎平臺，已經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精準識別、智能對抗、實時攔截的平臺治理體系，可精準攔截機刷請求。“今年2月至6月，大麥已攔截‘黃牛’下單5200萬次，有效保障了平臺真實用戶的購票權益”，大麥安全部業務風控負責人謝威力透露。

南都記者注意到，部分熱度較高的演唱會都不約而同在近期開始實行“強實名制”，大麥方面告訴南都記者，“強實名制”支持“人、證、票”強實名核驗。今年以來，大麥已為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多個大型演出項目提供了強實名核驗服務。即觀演時消費者需持購票時填寫的觀演人有效證件并于現場比對人臉，核對一致后才可入場。

有黃牛告訴南都記者，“強實名制”實行后的確對門票流通有影響，所以這類演唱會他們為了降低風險就轉為接代搶，如果實在搶不到，就會給類似邀請函的門票讓客戶進去做最后的兜底。不過，即使是代搶，價格也并不低。南都記者此前報道過，TFBOYS十周年演唱會看臺區域的代搶價位最少四位數起，大部分集中在2000元-4000元，小部分可能在1500元左右能搶到，內場的代搶價格基本在5000元以上。上述黃牛表示，這類代搶的溢價邏輯與演唱會現票類似，“現在票務市場比較亂，就要看這個代搶是在幾級渠道拿票，每一個渠道對應加價不一樣，一般都是有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團隊做搶票，才能保證一定得票率。”　　

行業觀察

演唱會市場的火爆還能持續多久？

對于遏制黃牛“炒票”的一系列行動，陳禹表示，目前監管部門以及平臺的措施的確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要在短期內完全消滅黃牛“炒票”現象并非易事。“這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目標，畢竟這是一種存在已久的經濟行為，大家都還在努力的路上。”

而在一眾黃牛眼里，市場需求如果持續旺盛，對黃牛票的需求就不會減少。“像今年這種演出市場的火爆程度如果還能繼續，我們的生意就能做下去。”

作為演唱會市場的資深從業人員，陳禹自然希望整個行業在今年引爆熱度后能走向良性發展的道路。觀眾在養成觀演習慣后可以接受各類型歌手、各種形式的演出，而并非只扎堆在頭部歌手演唱會呈現冰火兩重天的境況。“在我看來，有兩個標準可以評估演唱會市場能否持續火熱：一個是拼盤演唱會能不能賣爆，這類演唱會是市場的‘探熱針’；二是沒舉辦過演唱會的新生代歌手是不是也能賣得好，比如許靖韻10月在佛山即將舉辦的‘情歌告白’演唱會，大概3000人的場子，如果也能座無虛席，那接下來或許真的可以期待市場能走向全民觀演的繁榮景象。”

監制：戎明昌 劉江濤

策劃：喬建 甄芹

統籌：田愛麗

采寫：南都記者 徐冰倩 實習生 周嘉鈺

出品：南都政商數據新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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